学问和审美是两回事搭配

学问和审美是两回事。以胡适为例，他是考证《红楼梦》的权威，对知识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审美的兴趣。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艺术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

文学批评面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还未有定论的作品和问题，这些是文学进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论探讨的立足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的学问。

学问和审美是两回事。以胡适为例，他是考证《红楼梦》的权威，对知识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审美的兴趣。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艺术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上世纪60年代他写信给苏雪林，专门讲《红楼梦》是一件不成熟的艺术作品。胡适考证古白话小说是基于其中的知识谱系、史料钩沉，他并未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从写作类型来讲，鲁迅是真正的作家，胡适却是一个学者。胡适在他的研究文章中，重学理，重证据，鲁迅则有很强的艺术直觉，他对民间事物一直有浓厚兴趣，即便治小说史，也多个人感受和自悟，他是一个精神色调上既驳杂又深邃的艺术家，两个人在创作和研究上，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我认为，这种类型意义上的割裂并不合理。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二者兼具。这令我想起很多人做文学批评，缺少对作家整体性把握。仅评一部作品，或者只研究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整体面貌。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评论，但如果不研究他的散文，对作家的理解就不完整了。如果不能整体性把握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学批评做好。波德莱尔说，批评要“打开最广阔的视野”，也是这个意思。

除了好的艺术感觉和整体性视野，批评还应有文体意识，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李健吾评论很多作家和作品，我们可能无需知道评论对象是谁，但其文章到今天依然可读。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文章所涉及的很多作品，也许没有读过，但是他的批评文章也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你会发现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也可当作批评文字发表出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

我们没必要被困在规范过于死板的学术论文里，而是要回到文章中来，让批评本身变得有意义、有风采。古人讲“文章千古事”，不是讲思想千古，而是讲文章千古。思想可能过时了、有谬误了，文章本身好，依然可以流传。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连赤壁在哪都搞错了，这本来是致命硬伤，但它并不影响这首词成为千古名篇。

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所以，李健吾的批评是艺术的，语言是真诚敦厚的，他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李长之也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可是，现在批评界最活跃的精神，更多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此前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蔡建军先生在接受通社采访时也曾表示：为了更加适应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因此，写文学批评应心胸坦荡，存肯除了知名企业生产的产品之外定之心，张扬一种生命理想，才能不伤文学，也不伤自己。

批评不仅要呈现一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同时也要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评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

理想的文学批评，正是艺术感觉、宽阔视野、通达学识和优美表达的结合。

（：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