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了一次老家

星期天，回了一次老家,去探望九十开外的大哥，在小区的大门口碰到了多年不见的昌良，我连忙跳下自行车和他打招呼，他感慨万千地拉住了我，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见他指手画脚地说个不停的样子，我就拉着他在树荫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耐着性子听（看）他给我诉说。

虽然他是个半哑，发音很不清晰，再加上耳朵又聋，我说的话他也只能看口型和我的手势理解一些，但是因为我们曾相处多年，手谈的意思基本上还能明白。看他现在落魄的样子以及所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他活得很不如意，分到的新村房子被儿子卖掉了，银行里的钱也不见了，老婆早就离婚了，儿子又失踪了，他一个人就靠微薄的农保金过活。

记得童年时，我和昌良是邻居，住在同一条弄堂里，没隔开几间屋。他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正中间就他一个男孩子，独子单丁，父母将他看做家里的宝贝，即使做了一点坏事也不舍得骂一声，更不舍得打一下。解放以前，他家里有好几亩田，有二头牛，雇了一个长工，一个牧童。

我俩一起上的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还是同桌。放学回家，我就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打草鞋，我看看书、写写字；而昌良他比我聪明，但不喜欢看书、写字，总喜欢和牧童一起出去到野外疯玩，仗着有他在一起，只要不闯祸，他的父母也就不会怎么责怪牧童，所以他和牧童的关系非常好。

记得在那年暑假，一天下午，昌良又和牧童一起到田头去放牛，“点心时”（下午二、三点钟）突然下起了大雷雨，他的父亲担心昌良淋了雷雨受冷，就拿着蓑衣、笠帽到田头去把瑟瑟发抖的昌良领了回来。

第二天，我没有看到昌良出来玩，中午就到他家去看他，牧童出去放牛还没有回来，而他就是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他妈妈担心地坐在床边，不时用手去摸摸他的脑门，说是很烫很烫。

下午游河回来我正准备上他家去探望，母亲拉住了我不让我去。说是他家在闹鬼，邻居们全都避得远远的不敢靠近。

我们这条弄堂很长，分称外横头和里横头，我家在外横头，昌良他们家就在里横头。中间隔着几间牛厩间。我被妈妈拉住，只得站在门口往里横头望去。只见他家的门前，立着一根长长的晾衣杆，高高地超出下屋檐，晾衣杆顶端有一盏纸灯笼，里边有一点烛光在忽闪忽闪地抖动，他家里还不时传出“肚仙婆”那鬼哭狼嚎似的“唱歌”声，让人听了感到汗毛凛凛。

从里横头出来的人告诉我们：那牧童说，昨天下午，昌良和他一起在“义冢地”（坟茔集中的地方）放牛，看到了一口破裂的草线棺材，昌良用脚踢掉了里边的骷髅，又用手拿起一根小骨头叼在嘴里当香烟吸，然后就是电闪雷鸣，下起大雷雨来了……肚仙婆说这是触犯了鬼魂，这是冤鬼来讨命了。现在她正在向鬼讲情，和鬼谈价钱呢。

他们都说得活灵活现的，妈妈连忙搂着我躲进了屋里。

接连几天，他们家里不是尼姑就是和尚，不停地念经，烧纸，说是因为昌良冒犯了鬼魂，现在要“七七敲、八八念”给那个鬼送礼、赔罪。可是，一连几天闹腾下来，昌良还是迷迷糊糊没有起色，那个小牧童也被吓得逃回了老家。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爸爸就摇着船把他送到什么医院去了。

不知道多少天以后，昌良终于回家来了，不但人瘦了一大圈，看到我也像不认识似的不说一句话，几个月都不出家门。原来他的耳朵聋了，话也说不清楚了。从此就不再上学了。

当身体养好以后，他就每天拉着牛绳成了自己家里的看牛歪。

多年以后，我高中毕业回到老家务农，又有机会和昌良在一起了，因为我和他在同一个生产队。那时候他的父亲早已去世，姐姐、妹妹全都结婚成家，一年到头难得回一、二次家，所以平日里只有他和年迈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那时的昌良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比我这个文弱书生不知强壮了多少倍，健壮的胸大肌和手臂上的栗子肉让我望而生畏，虽然耳朵不好，但是那一对特别锐利的眼神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所以在生产队里他不但力气活抢在头里，就是技术活也样样在行，唯一让人担忧的就是不能让他一个人远离老家外出单独干活，怕的是耳朵不好会带来诸多麻烦。

我俩常常在一起干农活，比如耘田，他人高马大，力气又大，本来这种活都是每个人各管各，一人一埭一样是“摸六株”，（就是跪在水田里，双腿中间一株，右手边三株，左手边二株，用手去拔除杂草，挖松地土），他见我干这个活不但吃力而且速度又慢，怕我在评工分时被拉下，就偷偷地主动把我右手边的外边一株给耘好了，这样就等于他耘了七株，而我只要耘五株；再比如挑河泥，从河塘边一直挑到畈深田（就是离河塘很远的地块）就得盘肩，所谓盘肩就是好几个人接力，接力棒就是那满满的一担很重很重的水河泥，他怕我多挑了吃不消，总是站在我的后面一棒，无论空担还是重担，他都走得很快，让我挑着重担少走一些路。

总而言之，在田头干活他处处都在尽力照顾我，作为回报，我只得抽晚上或农闲时间帮他学习写字，虽然学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们可以用手势交流，后来他还能看我的口型学会发音。

就是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们又被无形的高墙隔开了。

等到云消雾散，我再一次回到家乡时，半哑昌良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当时的农村像他这样的人能娶妻生子，维持温饱，真的应该算是很幸福的了。他的老婆是“老人家”送到乡下来的，用我们宁波乡下人的话来说，这些姑娘都是“爬河塘”过来的。

所谓的“爬河塘”本来是指沿着河塘兜售小鱼小虾的渔民或叫卖鲜咸货的行贩，因为我们的家乡河密布，这些人一边摇着小小的渔船在河里捕鱼捉虾，一边沿着河塘廉价叫卖这些鲜灵活跳的鱼、虾、螺蛳。

那么这些姑娘怎么会是“爬河塘”过来的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老人家”大手一挥，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狂风将大批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吹到了农村和偏远山区。他们中有一些“志向远大”的热血青年自觉报名，踊跃前往；也有一些迫于无奈，在一次次软硬兼施的动员之后不得不去的；还有个别想方设法千方百计逃避去远方而就近投亲靠友的。

半哑昌良娶的就是一位上海知青。这姑娘细皮嫩肉、能歌善舞，就是为了怕被分配到遥远的贵州山区而托人挽媒来到了宁波，几经周折，嫁给了半哑昌良。也许现在看来这桩婚事是那么的荒唐，但是，在当时实在是很平常的。因为乡下人就是靠劳力吃饭，凭工分赚钱，讨一个身强力壮的乡下姑娘，夫妻俩一起在生产队干活就能多挣工分多赚钱；人们普遍认为从大城市特别是从上海来的姑娘，大多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不用说下田干活，恐怕连家务事也不会做，所以，条件比较好的小伙子是不会娶她们的。只有那些结婚困难户才会接纳她们。所谓困难户就是“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在那场浩劫中被划为另类的“二十二种人”和残障者。相对前两类人在当时的坏名声，残障者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多的自由，因而昌良就更有条件娶到这位“美若天仙”的上海 了。

当时，他的老母亲还在，那位美女又不会农活，也不肯下田，一家三口全靠昌良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分配的那一点微薄的收入，生活十分艰辛，好在上海姑娘大部分时间都回上海父母家，只是偶尔到宁波来，来时还会带一点“上海末事”孝敬婆婆，大家倒也相安无事。只是作为女婿，昌良从来没有和媳妇一起去过上海岳父家，甚至连他家的地址也一无所知。他也清楚因为自己是聋哑人，去岳父家会给妻子丢脸的，所以也就忍了。

可是就因为他的忍让，最后就只得自食苦果。

当我有幸被队办厂领导看中去新办的塑料厂上班的时候，昌良比我更幸运，他去的是社办厂。那时想进社办厂是有不少苛刻条件的：至少是干部家属、军烈属或者困难户 ，否则必须托人开后门，而他进去的棉纺厂又是知青工厂，工薪待遇比队办厂好了许多，每星期天都能休息，而且农忙时工厂也不放假，不用再像我们一样还得参加农忙劳动。那么，他为什么能进社办厂呢？因为，当时有一个政策，每个社办厂都得安排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就业，这样可以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他身强力壮，会干活，话不多，又肯吃苦，当然就被相中了。

每天清早，他都会穿上那件蓝色的印有厂名的工作服，骑着自行车笑容满面地骑行在乡间的机耕路上，车兜里的铝制饭盒擦洗得洁净锃亮，幸福而舒心的一天又开始了，虽然不会唱歌，可愉快而自傲的心情在脸上满满地洋溢着。

更让村里人羡慕的是，他那位不常在乡下住的媳妇，现在居然也回家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傍晚或星期天休息人们常常能看到她和昌良一起手拉着手在村外散步，比比划划十分和谐。

慢慢地细心的大嫂、婶婶们发现她的肚子似乎突然地隆起来了。于是乎不断有人和昌良开起了玩笑，纷纷说他真有能耐，只这么几天就“击中目标”了，恭喜他可以做父亲了。他的老母亲更是一天到晚乐得合不上嘴，多少艰辛，终于可以盼来第三代了。

人家到底是上海人，本来就不习惯这乡下的生活，如今又是有孕在身，虽说没什么明显的妊娠反应，但还是逃回了上海。这一去可是旷日持久，昌良母子俩纵然是日夜牵挂，但是一不会写信，二不知道她的详细地址，老母亲去问过当时牵线搭桥的那位，人家也是一问三不知，只是说她们上海已经搬家了。没有办法，只能等啊等。

等来的会是什么结果呢？

半年以后，她终于回来了，而且还抱回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

村里的长舌妇们根据她们自己多方面的观察和所谓的准确推算，一致怀疑这孩子不是半哑昌良的，可是聋哑的昌良和年迈的母亲就是“充耳不闻”、“闭口不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初为人母的上海姑娘竟然借口因为自己没有母乳又急需产后调养，所以在留下了一堆奶粉和许许多多婴儿用品后就又丢下嗷嗷待哺的儿子逃回上海去了。

这可难坏了昌良母子。

幸亏他的姐姐、妹妹们在这危难时刻念及手足之情和出于对老母亲的孝敬伸出了援手，她们认为不管旁人怎么说，这孩子终究是家里的一条根，她们有义务将他抚养成人，于是大家出钱，将孩子交给最年轻的妹妹抚养。理由是妹妹的孩子正是断奶的时候，刚好为这孩子哺乳。

昌良姓赵，大家合计着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传根”，赵传根就在这样艰难而又温暖的环境中渐渐长大了。

而他那位逃回上海的母亲，从此以后居然音讯全无菲抓扣11名中国渔民 外交部要求立即放人放船，再也没有回来。

赵传跟断奶了，然后是牙牙学语、蹒跚起步，年迈的奶奶一步不离的照顾着他，昌良更是竭尽所有为他买好吃的，给他穿时髦的，他虽然没有母亲，但比有娘的孩子还要娇惯。

赵传跟上学了，可是奶奶走了！永远的起不来了，相依为命的父子俩今后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俗话说：“有儿等得大，无儿成蹉跎 ”。昌良的日子虽然并不富裕，倒也安稳平淡，波澜不起。社办厂有稳定的工资，且能按时发放，父子俩至少是衣食无忧。

让人担心的倒是随着儿子传根慢慢长大，脾气也越来越大。也许是从小被奶奶、姑姑们娇生惯养，再加上昌良耳聋半哑，没有对他好好管教，这孩子根本没有认认真真地上过一天学。早起昌良上班，他也背着书包出门，高兴时在学校混混，不高兴了将书包往草丛中一扔跟着看牛歪到处疯玩，老师几次找昌良联系，半哑不是护犊心切咿咿呀呀说个不停，就是拉起孩子一顿毒打。几次三番下来，老师也就只得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了。就这样熬到小学毕业，赵传根就成了失学儿童，整天格东荡西游，无所事事。

嬷嬷、阿姨见孩子不肯上学，怕他变坏，也千方百计地为他介绍过好多次工作，让他进工厂当学徒，去商店作职员，可传根就是不争气，没干上几天就都辞工不干了。弄得她们也束手无策，也就只得放手不管啦！

儿子“成长的烦恼”刚刚露出苗头时，半哑根本不放在心上，他像所有的宁波老人常说的一样：以为再等几年，儿子再大一点，“魂灵总会生进的”。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却让这位聋哑人陷入了困境。那就是企业转制。

随着集体企业的纷纷转制，原先的厂长变成了老板，工人阶级不再“当家作主”。特别是个别的老板在转制中用尽种种手段向有关领导行贿，这些领导自己口袋里装满了不义之财，就将原先的集体企业以超低的价位卖给了一些投机钻营之徒，他们凭着卑鄙龌龊的交易一夜暴富确实是他让王一山写保证书的，因为这财富得来太过容易，就滋长了骄奢淫逸的恶习，吃喝嫖赌，挥霍无度，甚至卷款潜逃，根本不将工人利益放在心上，这些人目无法纪，任意解聘看不上眼的员工 ，可怜的昌良就成了这场变革的牺牲品！

共 12965 字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半哑人昌良的故事，看完之后，非常感慨，但又不由得生气。既生昌良的气，也生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传根的气。可以说，昌良的命运是起伏跌宕的，他的一生，有过幸福，但更多的，是孤独和苍凉。能和一位来自于上海的姑娘结婚，也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所造就的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婚姻。他们的婚姻，完全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因而，也是不牢固的，尽管，曾经让人羡慕，曾经有过幸福。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昌良后来的悲剧。上海姑娘给昌良留下的孩子传根，因为昌良在对孩子在教育和培养方面的欠缺，也为这样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传根的游戏人生，是那样的情景之下所产生的。但作为昌良，也沉沦在麻将场上，真是令人可恨，但也可以理解。小说以白描的手法，写出了半哑人昌良一声不堪的命运和晚年苍凉的生活，让人同情，令人可怜。但这究竟是谁的错呢？也许不是昌良的错，也许是昌良的错吧。不过，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只能徒留一声叹息。小说时间跨度较大，将人物的命运放在了大的历史背景下，比如文化大革命，城镇建设中的拆迁问题等，使得小说也具有一定的史事性。推荐赏阅。——责编：哪里天涯【江山部·精品推荐】

2楼文友： 2 :5 :51 很有现实意义，引人深思的小说，欣赏了，期待更多精彩呈现。

楼文友： 06:01:07 不论什么文学体裁，也不论作者把文发在报刊上及页上，好作品读者爱不释手。今天欣赏了远方老师的佳作，我口中的赞一个又一个。我们有缘相聚大型文学站--江山文学，我还会继续欣赏您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