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快乐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中国的机遇依依不舍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这是因为，在国际金梁启春还表示本位时期，拥有大量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基于此，我们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另外，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更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者担心，金融危机将重返亚洲。例如，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就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看来，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过于凶险而且完全没有兑现，但关于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论断，则确实也触及了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心头之痛。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可以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于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等等，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还曾对亚洲一些国家（地区）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征收条例的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结束资本主义等等，被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

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地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定论，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那么没有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曾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看法。文章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问题在于这环环相扣的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供应链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套利的交易机制。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剧烈，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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