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是作家最重要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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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文世界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之一，严歌苓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以中短篇小说蜚声海内外文坛。今年10月，作家出版社再次携手严歌苓推出其最新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再到《陆犯焉识》，严歌苓创作生涯中的几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部头长篇之作均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家出版社与读者一起见证了一个在胸怀、气象上都让这个时代文学更为丰盈多姿的作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据严歌苓表示，《陆犯焉识》为其文学创作生涯中耗时最久，写得最用心，也是其对外界反应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从《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到《陆犯焉识》，严歌苓的写作逐渐完成了从对底层边缘人物的关注到对精英知识分子的聚焦的重要转型。同时，新小说写作风格更趋于大气、稳重，并于字里行间追求一种看透世事的幽默与练达。

2011年11月29日，作家出版社召开了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媒体见面会。严歌苓与读者一起分享了这次最新的独特创作体验。

张水舟：严歌苓是大家很熟悉的作家，她的很多代表作都是我们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大家现在手上拿到的这部最新小说，评价很高，我也觉得这是她的典型之作。大家知道，严歌苓以家族史和史诗性的作品居多，比如《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今天我们很荣幸把作者请来，和大家进行一个零距离的接触，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和歌苓交流。

严歌苓：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参加我的新书的媒体见面会。

刚才大家讲到这个是我的转型之作，其实这也是我多年来很想写的一部小说，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会用它来转型。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祖父就一直是我心目当中一个很神奇的人，少年时期被人称为神童。他在学术上的成功，他到美国求学，在我们看来，都感觉很神秘、很了不起、很伟大的。

随着我到美国留学，也去了他留学的大学，就开始情不自禁地对他做一些了解、调查研究。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关于他的作品呢？像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这部小说也有90%是虚构的，而剩下的10%，就是我从小到大积累起来对于爷爷的印象和理解，拼凑成了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

再说我的爷爷。我看过他的照片，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男人，俗话说就是长得很洋气的一个男人，而且据说我们家有一位祖奶奶是个德国人，所以说他的形象是比较洋气的。

由于奇特的家族渊源，我觉得写这个人物是有一定困难的，要创作很多很多东西。我一直在斟酌怎么写，终于我把它写出来了，几次想给责编张亚丽，几次又拿回来了，感觉没有勇气，我又删了10万多字。我特别不喜欢废话，哪怕是讲得不够精到的话。

西方的写作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文字里的信息量够不够，一句话里传达了多少信息，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意义，一句话字面之后的东西，如果它符合这样的要求，我就把它留在纸上，不符合我就删掉，所以删掉了10万多字。

最后一次去美国是今年夏天。我姑妈对我爷爷印象很深，她又跟我谈起了一些爷爷年轻时候的生活，又加了一万多字，是关于爷爷在美国的恋爱，道听途说吧，因为我姑妈也是依稀听到我们家老人这样议论的，最后就写进去了。

我心里还是很忐忑，因为我第一次写一个精英人物。我把它交给了亚丽，还有很多影视界的朋友，比如陈冲，还有一些导演朋友、制作人朋友，也得到他们很大的肯定，觉得心落到了实处。不管怎么样，它今天走进书店里，来到媒体朋友们面前，我很高兴。这次创作对我来讲是继《第九个寡妇》之后的一次比较艰难的创作，都是心里没底的那种创作。

写《陆犯焉识》的过程中我还去过三次青海，有一次是非常短的，后来朋友陪我又去了两次，这样对青海的印象就能够写到文稿中了。我们不是写游记，看到有什么样的景色就可以写了，还要把景色和故事联系起来。这样努力过后，我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好苛责的了。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我今天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自豪的。

张水舟：在座的可能都比较了解严歌苓，包括以前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所以大家可以就这本《陆犯焉识》，根据你们的阅读经验，和作者尽情交流。

：我读过严老师许多作品，感觉语言上比较平实，没有太多外加的修饰，每个作品时代感都很强，以细节取胜。据您说，这部作品90%是虚构的，但我初步读了一下，感觉里面细节还很生动。想问一下您这些丰富细节是怎么得到的？

严歌苓：我有一个习惯，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讲我们家里的老亲戚、我们的朋友，或者现在的这些长辈，他们讲我们家族的故事的时候会讲到很多很多的细节，大概人和人不一样，我从不把细节漏掉，甚至还会追问每个细节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不仅仅是要在真实生活中搜集细节，还要想象，必须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一旦你创作出一个人物形象以后，你要根据对他的一点点了解，来设想他做人、处事的所有细节，然后要靠细节一点一点把他的生命逻辑给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想象力是作家的最重要的素质，离开想象力，了解再多的细节都是没有用的。

我记得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培养想象力的时候有一句话：睁开你思维的眼睛。就是你要看到你的人物在做什么，他的动作、语言、细节。一旦感觉走进瓶颈了，你尽量闭上眼睛，让你脑子里的眼睛睁开去看这个人物，这就是想象力。培养你的想象力，就像你练肌肉，脑子也是可以训练的。

：《赴宴者》这部作品跟很相关，我读的时候感觉和我特别像，您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注重调查？

严歌苓：对，我非常勤于调查，比如说当年的《宴会虫子》，我进行调查，也找组织者帮我安排到这个场合去，每个场合是怎么安排的，花怎么摆的，拿的费用是怎么分的，我都是亲眼见到的。作为一个作家，你要勤快一点。你要是写河南农村就要到那儿住一住，写青海高原也要到青海高原住一住，很多东西还是省不了力气的。

：我想问一下《陆犯焉识》是指囚犯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人物是个精英人物，为什么偏偏强调这一面？

严歌苓：因为这个人物从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出身于中国书香家庭的孩子们，特别是长子，都是没有什么自由的。这也是我的经验，就是这个知识分子一辈子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自由的，像他的婚姻是不自由的，他的家庭把他变成了家里独撑门面的男人也是不自由的。很多时候他认为有一个无形的桎梏，后来他到青海变成真正的犯人，回到家庭那种桎梏的生活，但最后他回到了上海，回忆起青海，他一步步颠覆了自己对自由概念的诠释，但是一辈子他都在渴望自由。

这个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用一生领会自由的意义，所以用“犯”这个字。而且他对自己妻子几度不忠诚，他有一种负罪心理，所以用“犯”是比较恰当的。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原因，在座的都比较年轻，过去判刑的嫌疑人在判决书上是叫某某犯什么的，比如姓王的叫王犯某某，李犯某某，所以在当时这是比较规范化的法律称呼。

：这次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和您之前很多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严歌苓：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你写人物就是怎么样把他写得丰富、独特，这就是写人物的一个基本规律。我祖父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陆焉识这个艺术人物形象的起源，所以我不断地把这个人物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我有八分之一祖父的血缘，那在我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影响。比如，我学语言非常快，有时候非常不尽情理地不跟外界产生联系，我觉得这些地方，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他。

没有办法，其实我所有的生命和行为是被他和更远的血缘在暗中控制的，所以在对他的发现、了解和逐渐解密过程当中，我也在不断发现我自己。人一生都是过程，文学就是人类为了了解自己、为了使自己的人性得到解密而创作出的艺术形式。

：很多人写到自己前辈的时候会有些“为尊者讳”，在您写到他对妻子不忠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忌讳一下先人？

严歌苓：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年代，写到一个人的浪漫，或一个人不忠，很多东西要用理解的眼光，要用宽容的眼光。文学不是道德评判的，而是用来懂得“人是个什么东西”，或者某某人是怎么一回事，文学和其他文字记载形式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是非英雄更动人，浪子回头更动人。他从不忠，兜了一个大圈子回到忠，从不爱到热恋，这种都是很有趣的发现，人有时候“挣脱”的其实是挺美好的东西，一旦失去了才会发现原来错过了。

我这本书本是想献给我父亲的。爸爸在临死之前说很想读到我写爷爷的作品，但我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勇气给他看，我想把这本书印漂亮了让他捧在手里看。没想到他去世了。

：您和祖父相处时间多久？是从小在一起长大吗？

严歌苓：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以他才对我有一种神秘感。所以我的想象力才会飞翔，整天见的人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好奇心和 去了解。

：我觉得您的开头写得非常有趣，在一个很平静的草原上，很多种动物在与人抗衡，人来了打破了生活的平静，这是不是暗喻着知识分子面对着当时的时代，是不是也无力气去抗衡？

严歌苓：我写到这个地方，就像写到《诺尔盖草地》一样，我感觉自然界是有一个平衡，是人和自然、和自然界所有的生物的平衡。就像一个很大的政治舞台，人在互相榨取的同时也在互相地给予和抚养，他们都是相克相生的。就像这片荒漠，原来是没有人的，因为一场政治运动，这些人就去了，把平衡打破了，多年以后，大家又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使得当时走出的一大段弯路又回到原点。

所以我想到，一次这样的运动其实改变了很多很多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还有整个大草地上的生命。

我们今天考虑到的很多事情，实际上在当时都在发生，这么多年一直发生着，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会超过这个故事的范围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也许在这方面有更大的野心吧。

张水舟：我也提个问题。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到在陆焉识身上有很多描绘方法，像以前的《小姨多鹤》和《第九个寡妇》在这方面不那么刻意，这本书有更多的人文关怀。是不是这个主人公是祖父，所以倾注感情会更多一些？

严歌苓：我觉得我的父亲和祖父最大的特性是善良、正直。虽然他们做过许多错事，比如对妻子不忠，但是那种宽容、善良是很少见的。

我可能从他们身上继承下来一些血脉吧，我是一个心特别软的人，我管自己叫烂好心。比如写那个《宴会虫子》，主人公今天心情无论多高兴，骗了多少钱，他一旦看到一个比较惨的乞丐，他一天的好心情都没了。他给这个乞丐一张钞票，他说不是在帮他，而是帮自己。我觉得这是严家的一种特色，这可能就是您说的“人文关怀”吧。

：严老师，您刚才说有十分之一的篇幅是从祖父那儿看到的，我想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哪一段是和祖父特别像、特别感人的？

严歌苓：据说当年在上海文艺、文学界有三个派别，是很鲜明的三个阵营，学者们都要选择其中一个去“站队”，而我祖父是独立于之外的。由于这样，他其实也失去了一些朋友，在他看来，跟那些人做朋友可以，但不愿意做死党。最后他要续任大学教授职务的时候，就没有人帮他忙，据说他那时候请客吃饭都没有人来，那个最关键的人没有来，还把其他的人带着没有来，这种情况下他非常地悲哀和失望，他就吐血了。

这个故事就是讲他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亲密朋友的恶果，这是非常贴近真实的一个细节。

：严老师，在小说中，陆焉识最后是失明的，冯婉喻是失忆，这样的写法有什么特殊含义？

严歌苓：我从爸爸身上得到一种启示，就是说人在某个方面残疾了以后，其实就多得到了一些自由，比方说我爸爸后来耳朵失聪，但是他可以戴助听器参与我们的谈话，或者选择只是听人家讲话，这样他就可以越来越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挺自由的。

：托尔斯泰80岁的时候还能写出巨作，但是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好像有所欠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作家持续性的写作？

严歌苓：生命不息，写作不止，但我还没有找到体现我生命的形式。人会越来越成熟，比如我看小说的量就比过去少很多，因为我现在喜欢看历史和真实的东西。写小说是要有更多梦幻的因素来进行创作的，有时候一个人越来越实际了，越来越看开了，可能写的东西就是他直接感悟到的东西，而不是编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告诉你他的感悟。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的童心应该保持，任何一个艺术创作者都一样。如果他童心的比例很大，就会继续保持创作。像毕加索，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画，一直在变化他的风格，到最后他弄陶瓷，弄不同形式的艺术，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在创作，他是有一颗童心的。还有马提斯，他一辈子活多大创作到多大，人和人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您作品里的女性形象给人印象更深一些，她们都很善良，虽然表面上很平庸，但是在生活中做出很多牺牲，而男性往往是弱势的，有很多弱点，比如《小姨多鹤》里面的二鹤、《十三钗》里的士兵，感觉是个规律性的东西。这和您对两性的认识有关系吗？

严歌苓：你们觉得我小说里的女性比较完美吗？

：我印象是这样的。

严歌苓：那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女性，不能走出自己的局限吧，但我还不是完全服气这种说法。那我要提出《红楼梦》里面除了贾宝玉还比较可爱，其他的像贾政、薛潘，每一个男性人物都不怎么样，女性却是个个可爱，每个人都是让人爱死了，每个人都有可爱的地方。

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和曹雪芹，还有托尔斯泰，都这么爱女性，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陆焉识有很高贵的人格，有批判精神，他能够把他的恋爱沉淀，最后用他的形式来弥补给妻子。

其实他这一生的服刑是为了对他妻子错过的一场爱，他没有给她，他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给他妻子这份爱。

我还是从90%比例上肯定我爷爷，他就不是纯粹的浪子，是个回头的浪子。男人在我面前有英雄和非英雄，我爱写非英雄。男人本身在社会是主流，那么在这样一个主流群体里面挑出一个英雄，还有意思吗？所以我喜欢写的男性就像宴会虫，他本身就是非英雄，但同时你又看到他是一个英雄，你写他的种种缺陷，又发现他很可爱。这是我对我写的男性的理解。

：严老师，您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事？

严歌苓：我去了青海，看到了那些动物、植物。我本人是非常爱动植物的。我在青海时发现，原来草地破坏是因为那么漂亮的狼毒花，我就想，为什么一个漂亮的东西出现会对自然现状造成破坏？

我老喜欢在脑子里面考虑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比如这个地方的野马，它其实就是驴，为什么叫它野马，它们为什么是成群地生活，为什么到印度去了，现在仅剩下了几只。这可能是我一个不成熟的状态，对很多事情出奇地想象，甚至到了一种入迷的状态。

：严老师，冯婉喻这个形象是从现实取材来的吗？实际上冯婉喻很符合当时女性形象塑造。

严歌苓：有我祖母的很多影子。我觉得我祖母是很漂亮的，年轻时候有很多漂亮照片。我小时候学舞蹈，她把脚一绷，说我过去教体操，我觉得她那种娟秀文雅的人怎么可能教体操？她的小楷写得特别好，女红也非常好，抽纱什么的，手上总是在做着一些活。她既是新式的也是旧式的，我看到她过去早期的头发是梳着两个卷，是非常美丽的女人，很苗条，很白皙的。

这个人物，我觉得真的就是在封建和民主的交界线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一种女性，非常地传统、阴柔，也非常新式，其实她的丈夫很久之后才发现，原来她是一个很新潮的女人。他过去都懒得去发现她是一个新潮的女人，因为他不爱她，就没有发现。

：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塑造有时候也是对人性的逐渐了解，我想问一下在写这本书时，您对自己的至亲有什么新的了解吗？

严歌苓：我确实更了解了。因为我确实是认认真真地把我爷爷的博士论文读了，然后硕士论文也读了，知道他当时那样忧国忧民，那样认真地为国家画一个蓝图。还有我爸爸，我爸爸那代人是不可救药的忧国忧民的作家，更年轻的作家比我们自由，因为对个人内心、个人成长经历关注得比我们多，但是我们的成长经历是跟整个民族的发展紧紧交融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择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只看自己的经历而不关注民族的发展。

：以前，很多普通老百姓读小说，但现在影视文学越来越主流，那么文学超出于影视的优势在哪里？如果语言都非常平实，跟影视来比还有它的优势吗？

严歌苓：电影和电视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都在面临着的挑战，因为电影占有的是最最先进的媒体、声音、图像、故事等等，是把所有先进手段整合到一起。那么文学呢，我们只能说我们是芭蕾，我们是大歌剧，是人类不能缺的艺术形式，我认为是这样的。

对于叙述语言，我觉得文字的华美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高级的文学作品是用本身朴实的意象来吸引人的，也给电影的演绎创造了想象的空间。这与其说是一种优势，不如说是一种“互补”。(整理：姬小琴)